最難熬的那些年，趙阿蘭真的擔心，總有一天不是前夫打死了她，就是她殺死他。
他們離婚12年了，但無論她帶著孩子搬到哪里，前夫總能千方百計打聽到她的落腳處，跟過去，同吃同住，時不時對她實施毆打。
她被菜刀頂過脖子，被灌滿開水的暖壺砸過頭，被膠帶纏過手腳。她隨手指出身上的傷口，有的縫過針，有的沒有。她感慨自己命大，“老天爺照顧”。
2016年3月1日，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》施行。一個多月后，內蒙古一家地方法院下達民事裁定書，禁止趙阿蘭的前夫“騷擾、跟蹤、接觸申請人及其親屬”，同時責令他搬走。
前夫起初還不服氣。法官的辦公室里，他在人身安全保護令上簽了字，然后當場將這紙文書揉成一團，扔進了垃圾桶。
司法人員只好同他談話，讓他明白，保護令絕不是一紙空文。根據《反家庭暴力法》，如果違反要承擔法律責任。他這才“怕了”，從她的生活中撤出。
“有活路了。”趙阿蘭說。
她看到前夫站起來，隔著茶幾探過身子抱住了自己。大女兒驚呼：“爸爸把媽媽的鼻子咬下來了！”
走上這條“活路”，許多人用了很久。
到2017年3月1日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施行一周年。在這一年中，章小云的生活從失望，到絕望，再到重現希望。
老家在重慶的她，前年年底和丈夫離了婚。離婚前丈夫最后一次動手打她，是因為她打算在國慶長假期間回老家看望父母，而他不樂意她去。
打她的理由，幾乎都是這類“雞毛蒜皮的小事”。他第一次對章小云動手，只是因為她不想讓他把泡著方便面的碗，擱在爐子上晾著的鞋墊上。
這樣的暴力也不僅針對她。前夫會因為他母親要去“做理療”而自己不同意，就掀翻家里的飯桌，鬧到母親嚇得給他跪下才罷休；他也會為了逼迫前妻跟他聯系，讓還在上小學的女兒，脖子上掛著牌子跪在地上，拍下照片發在微信朋友圈里。
他們有3個孩子。離婚后，章小云爭取到了兩個女兒的監護權，3歲的小兒子判給了前夫。她覺得前夫不會對女兒好，而兒子他或許“會看重些”，能“好好照顧”。
去年夏天，她再次踏足前夫家中，準備接走兩個女兒。進那道門之前，她已經盡可能地警覺，提前讓親戚收起了家中的所有刀具和尖銳物品。
她在沙發上坐著，兩個女兒分別坐在她身邊。滿屋子家人勸她繼續“跟他過”，“為了孩子”。前夫也對她說，離婚協議根本“沒用”，她還得回來。
她回答“你們不要再勸了”，又反問他們，“是要我的命也交待在他手里嗎”？
隨后她看到前夫站起來，隔著茶幾探過身子抱住了她。她聽到大女兒的驚呼：“爸爸把媽媽的鼻子咬下來了！”
章小云的鼻尖、鼻翼、鼻小柱都被咬掉了，鼻小柱小軟骨外露，傷勢鑒定結果是“重傷二級”。檢察院批捕了她的前夫，以涉嫌故意傷害罪提起公訴。他在看守所里給她打了電話，“別想擺脫我，這輩子就跟你過了”。
即使已經過去了半年，提起那天發生的事情，章小云還是能記起每一個細節。
“很多時候，并不是離婚了就能擺脫控制。”北京源眾性別發展中心主任李瑩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解釋。
李瑩是章小云的代理律師，在這起案件中，包括法院和檢察院工作人員在內，人們都在問，為什么這兩個人已經離婚了，仍然算是家暴案件呢？
“他們確實不是很理解。”李瑩只好不斷作出解釋，這種情況，屬于家庭暴力實施者進行的延續性傷害。
2017年1月的一個案例，說明家暴實施者的報復有多么可怕：64歲的廣西陸川縣退休法官傅明生在家中遇害，犯罪嫌疑人龍建才，正是傅明生在22年前審理的一起因家暴提請離婚案件的被告。
李瑩認為，應該把前配偶、前親密關系者實施的延續性傷害，也納入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細則當中。
趙阿蘭的代理人、北京尚衡律師事務所律師塔拉，也在向法院和檢察院解釋。《反家庭暴力法》規定，“家庭成員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間實施的暴力行為，參照本法規定執行。”這一條正好適用于趙阿蘭的情況。她申請的這份“非家庭成員關系人”人身安全保護令，在整個內蒙古自治區，都沒有先例可循。
據內蒙古自治區婦聯權益部副部長魏云玲介紹，2016年，內蒙古婦聯系累計接待家暴投訴700多起，占信訪接待的29％。其中，自治區婦聯本級接待家暴信訪案件近80件，全年幫助家暴受害人發出人身安全保護令共17份——到2017年2月底又增加了兩份。
內蒙古自治區發出的第一張保護令，也是塔拉律師“跑下來”的。去年《反家庭暴力法》一生效，她就趕去法院，幫自己的委托人提出了申請。
塔拉律師還記得，就連法官一開始“都有點懵”，因為當時在基層法院，誰也沒接觸過這個東西，大家“都不知道該怎么做了”。
全國許多地方的基層執法部門，把“家庭暴力”當做“家務事兒”的現象仍然存在
在中國大陸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從無到有，經歷了整整20年。
1995年，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召開，設置了專門的家庭暴力的議題。家暴的概念，開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。
整個立法的過程，被李瑩稱為“實踐先行”。據李瑩介紹，反家庭暴力的工作，和推動反家庭暴力的立法，其實一直在同時進行。
“1996年，長沙市人大首先發布了一個反家暴的決議，這就是反家暴在中國大陸最早的起點，隨后許多省市都開始跟進。在法律層面上突破是在2001年，《婚姻法》修正案正式以法條的形式，寫明禁止和預防家庭暴力。”李瑩說。
此后，《婦女權益保障法》《未成年人保護法》《殘疾人保障法》和《老年人權益保障法》中，也都陸續加入了禁止實施家庭暴力的內容。
但用李瑩的話說，這些內容都非常簡單，只是簡單的“禁止”。而且，當案卷上的白紙黑字落到現實生活中，往往不能盡如人意。
盡管《反家庭暴力法》中，第十五條明確規定，“公安機關接到家庭暴力報案后應當及時出警，制止家庭暴力，按照有關規定調查取證，協助受害人就醫、鑒定傷情。”但在全國許多地方的基層執法部門，把“家庭暴力”當做“家務事兒”的現象仍然存在。
章小云曾嘗試過在挨打后報警。那是在2015年，也是她唯一一次報警，而警方卻并沒有出警。
“我們那個小地方，打老婆這樣的一些小事，沒有真正出事兒的時候，警察也不會在意的，畢竟在農村，夫妻打打鬧鬧常有。”章小云說。
趙阿蘭也不是沒有尋求過幫助，前些年她也曾報過警，被當做“家務事兒”處理了。她聯系過婦聯，照樣無可奈何。她也打過法律援助熱線電話，但在《反家庭暴力法》出現之前，也沒得到什么見效的援助。
直到去年3月，趙阿蘭看到新聞，知道了有保護令這碼事兒。她主動聯系了塔拉律師。“人家就能申請成功，我也試試唄。”
“很多人問趙阿蘭，都離婚12年了，你咋不早告呢？那些強勢的人，不理解弱勢者的難處。”塔拉嘆息。提出質疑的人中，甚至包括基層司法人員。
這種弱勢者的難處，用李瑩的話說，在心理學上稱為“習得性無助”。
這是一種反復失敗后屈服于困境，形成的消極心態。動物實驗中，被關在籠子里反復電擊的狗，即使后來打開籠子，也不會逃跑，反而“倒地呻吟顫抖”。后來的人體實驗發現，這種情況在人類身上同樣會發生。
受暴者也容易陷入自卑、自責的心態中。趙阿蘭一度覺得自己“丟人”，覺得親戚朋友都“看不起自己”。盡管，她才是沒有過錯的那一方。
“中國自古以來就有‘法不進家門’的傳統，”李瑩對這一點感到無奈，她說，大多數施暴者，不會去打同事朋友，不會去街上打陌生人，因為這樣做的犯罪成本太高。
男性同樣也會成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，比如有人會被妻子實施精神暴力、經濟控制，甚至身體暴力。
出于自尊和自卑的交織心態，他們更加不愿尋求幫助，將被家暴的事情公之于眾。李瑩曾遇到過一位男性受暴者，衣服擋著的地方都是傷。他說他并不是打不過妻子，只是不愿意打，卻成了暴力的受害者。
“家庭暴力的本質是一種權力控制關系，施暴者通過暴力的形式來控制對方。最終會選擇反抗的受暴者只是冰山一角，就算選擇了反抗和脫離家暴環境，平均也會經歷7次反復。”李瑩說。
她提到了自己正在代理的另一起案件。當事人已經60多歲了，在長年累月的家暴中不斷忍受，已經成了習慣。當事人40多歲的女兒曾是“家暴目睹兒童”，如今在為母親奔走，申請離婚。當事人的兒子同樣是家暴受害者，在多年的被虐待中罹患了精神分裂癥。
這位女兒說，等母親離了婚，她就照顧母親，照顧弟弟。她說，自己“這輩子不可能結婚了”。
立法只是個開始，讓法律真正起到預防制止家庭暴力、保護受暴者安全的作用，還有漫長的過程
在成為內蒙古自治區婦聯法律維權平臺的志愿者之前，塔拉沒有想到，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有這么多，就像平靜海面之下的暗流，連接著深不見底的黑暗角落。
第一天參與志愿工作，她一個上午就接待了4名受暴者，覺得“整個人都暈了”。到中午，塔拉連飯都吃不下去，只喝了幾口水。
“我們提倡的是，受害者對家庭暴力零容忍。”塔拉說。
截至2017年2月28日，中國裁判文書網上已收錄涉及“人身安全保護令”的法律文書350份。
“關鍵是法律的貫徹實施。”湖南省婦聯權益部部長彭迪對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說，“好的法律條文要落實到每一個個案中去，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現實中的案例千差萬別，沒有一個是完全相同的，因此立法只是個開始，讓法律真正起到預防制止家庭暴力、保護受暴者安全的作用，還有漫長的過程。”
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發布，讓一直從事反家暴工作的彭迪“備受鼓舞和激勵”。這一年里她明顯感到，家庭暴力的社會關注度更高了，受暴婦女的求助意識也提高了，最重要的是，“職能部門的重視程度和工作積極性明顯增強了”。
全國婦聯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提供的數據顯示，截至2016年11月底，全國共有17個省(區市)，共計出臺了110份貫徹實施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配套文件。
李瑩期待國家進一步制定和推行《反家庭暴力法》的實施細則。“我們現在就是要通過立法，提高家庭暴力的犯罪成本。”
據她解釋，需要更新家庭暴力的定義，除了身體暴力和經濟控制，也應當把性暴力、精神暴力納入家暴范疇。此外，保護令制度、法律援助等具體的規則，也需要更加細化。
她舉了個例子。盡管人身安全保護令送達后，“由人民法院執行，公安機關以及居民委員會、村民委員會等應當協助執行”，但具體實施的過程中，一方面是執法成本太高，警力不足，缺乏監督，另一方面也沒有具體劃分權責。
“現在幾乎是全看當事人是不是害怕法律，自己配不配合執行。我擔心的是，當他們發現，觸犯了保護令，只要沒有構成犯罪，也只是受到司法強制措施，比如罰款，最多十五日以下拘留，甚至很多沒有真正執行。他們就會覺得，也沒什么事兒嘛！這個法律的權威性就會受到質疑，保護令就真的成了一紙空文。”
李瑩的確遇到過這樣的案子。她為一位受暴者申請到了保護令，但這位受暴者的丈夫用孩子威脅她，迫使妻子回到了他的控制之下。李瑩已經聯系不到她了。
章小云依然對未來懷有些許恐懼，偶爾還會做惡夢，她也想到過，前夫總有一天還會從牢里出來，那之后該怎么做，她現在“顧不了這么多了”。
她格外擔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問題。兩個女兒在她身邊，但3歲的兒子在爺爺奶奶家。她擔心，也許沒什么機會再見到兒子了。
“我無能為力了。”接受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，章小云的眼淚瞬間流了下來，無法再說下去了。
“不要放棄自己。”趙阿蘭希望對這些與她有著相似經歷的受暴者說，“自己活好了比啥都強。”
趙阿蘭開始了新生活，過去的一切，成了讓她“不去想也不敢去想”的噩夢。她打著零工供兒子讀技校，覺得雖然日子過得辛苦，但她終于有底氣，在太陽底下挺胸抬頭了。她想讓所有親戚朋友，都來看看現在的自己。
（為保護受訪人隱私，文中趙阿蘭、章小云系化名）
